麻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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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日期:2011年03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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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没有长大就没有未来。”从第一次踏足麻风村,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就关注如何让在麻风村长大的孩子回归社会的问题。她不是简单写文章呼吁,而是干脆辞职、放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到麻风村孩子的教育上来,用一个母亲的心情去关怀抚育这些弱小的生命。10年来,几届毕业生已经开始走上各自的人生轨道,封闭的麻风村也因为有了外来的关注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记者◎杨璐 贾子建
化外之地麻风村
图
大营盘村距离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城并不遥远,从县城往北,沿着盘山公路行驶,再转入乡间小路,经过半个多小时让人头晕眼花的颠簸,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出现在面前并且一直延伸到山上。从前这里是一条田埂间的小路,2000年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到访村里的时候,出资10万元修了这条门面路。路的尽头就是大营盘小学,白色的3栋三层教学楼坐落在半山腰处,是村中最醒目的建筑。越西的春天已经来了,山坡对面的阳糯雪山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闪着光芒,平整的梯田从村子顺山坡一直绵延到平地,农民赶着牛马在松土,还没有播种的田地间点缀着一块块黄灿灿盛开着的油菜花田。如果没有记者们的叨扰,这是一幅世外桃源里的春耕图。
美景背后却是一段辛酸史,成为化外之地并非村民所愿,麻风病的阴霾长期笼罩着村庄。上世纪50年代之前,因为没有有效手段治疗和预防,麻风病被视为可怕的传染病,不幸罹患就会受到长期歧视,只能背井离乡自我放逐,长此以往,麻风病人主动聚集形成村落。在大营盘村看了35年病的医生戴崇理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前,大营盘村就是住麻风病人的自然村。1959年,根据国家麻风病防治“就地发现,就地隔离,集中管理”的方针,大营盘村被县政府设立为麻风病人康复村。在行政关系上它依附于隔壁的高桥村,管理上由民政局和卫生局共同负责,民政局管生活,卫生局管治病。在敬畏鬼神的彝族聚居区,得了麻风病的人被叫做麻风鬼,需要念经驱魔。老村长阿罗哈布1977年被送到康复村,3年后完全治愈,至今没有复发,但是却再没能回到家乡。“我搬来的时候户口被注销了,没过多久家里的老婆也死了。搬回村子要面对亲戚邻里的非议,不想回去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这里娶了同样过来治病无法回乡的妻子,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虽然有行政上的庇护,可是健康人不愿意进来,里面的人也不出去,大营盘村便一直遗世独立,是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隐形村。
村里的生活却一切如常,像老村长家一样,来看病的男女结合成家庭,村里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人口数量甚至与依附的高桥村相当了。1986年,越西县教育局和卫生局一起拨款8000元,成立了大营盘小学。高桥村的苹果技术员王文福被动员去做了代课老师。虽然他有对麻风病的恐惧,可是一个月24元的代课工资在当时相当可观,平时还可以照顾耕地和果园,对于经济窘迫的王文福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与亲友们疏远。“他们害怕我把麻风病带回村里,见到我就会立即躲开,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喊:‘麻风老师来了!’”另一位代课教师因为受不了歧视,来了两年就走了。在2001年张平宜介入学校,有新老师调入前,18年里大营盘小学一直由王文福独力支撑。第一天开学,一间半大的教室坐着80多个孩子,“从几岁到20多岁的都有,更像一个扫盲班”。“扫盲班”一直只有4个年级,因为“学校的孩子流失率很高,一般读到四年级就回去给家里干活了,所以五、六年级一直没法开”,教学质量也没法保证。王文福不会彝语,孩子们不会汉语,老师和学生大量时间都在互相学习,“我在台上用汉语说‘一’,他们就在台下告诉我彝语怎么说”。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得与世隔绝,却也免不了背负着麻风病父母的原罪。王文福告诉本刊记者,孩子们最早听懂和学会的汉语都是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弄懂外面人跟他们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带着孩子们出村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因为没有教育经费,王文福被获准带着几个学生去其他学校拉废弃的桌椅回来用。在华阳小学,学生们不让这些孩子进门,还齐声骂“麻风娃”。到了大屯乡中心小学,王文福吸取经验教训,让孩子们待在校外,自己一个人进去搬,但是大屯乡的学生们喊着不让“癞子娃”坐,王文福搬出一张,他们就抢回去一张。“那天带着学生们回学校,路上谁也没说话。”王文福回忆。直到遇上张平宜,大营盘村小学的境遇才发生变化。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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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没有长大就没有未来。”从第一次踏足麻风村,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就关注如何让在麻风村长大的孩子回归社会的问题。她不是简单写文章呼吁,而是干脆辞职、放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到麻风村孩子的教育上来,用一个母亲的心情去关怀抚育这些弱小的生命。10年来,几届毕业生已经开始走上各自的人生轨道,封闭的麻风村也因为有了外来的关注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记者◎杨璐 贾子建
化外之地麻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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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营盘村距离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城并不遥远,从县城往北,沿着盘山公路行驶,再转入乡间小路,经过半个多小时让人头晕眼花的颠簸,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出现在面前并且一直延伸到山上。从前这里是一条田埂间的小路,2000年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到访村里的时候,出资10万元修了这条门面路。路的尽头就是大营盘小学,白色的3栋三层教学楼坐落在半山腰处,是村中最醒目的建筑。越西的春天已经来了,山坡对面的阳糯雪山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闪着光芒,平整的梯田从村子顺山坡一直绵延到平地,农民赶着牛马在松土,还没有播种的田地间点缀着一块块黄灿灿盛开着的油菜花田。如果没有记者们的叨扰,这是一幅世外桃源里的春耕图。
美景背后却是一段辛酸史,成为化外之地并非村民所愿,麻风病的阴霾长期笼罩着村庄。上世纪50年代之前,因为没有有效手段治疗和预防,麻风病被视为可怕的传染病,不幸罹患就会受到长期歧视,只能背井离乡自我放逐,长此以往,麻风病人主动聚集形成村落。在大营盘村看了35年病的医生戴崇理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前,大营盘村就是住麻风病人的自然村。1959年,根据国家麻风病防治“就地发现,就地隔离,集中管理”的方针,大营盘村被县政府设立为麻风病人康复村。在行政关系上它依附于隔壁的高桥村,管理上由民政局和卫生局共同负责,民政局管生活,卫生局管治病。在敬畏鬼神的彝族聚居区,得了麻风病的人被叫做麻风鬼,需要念经驱魔。老村长阿罗哈布1977年被送到康复村,3年后完全治愈,至今没有复发,但是却再没能回到家乡。“我搬来的时候户口被注销了,没过多久家里的老婆也死了。搬回村子要面对亲戚邻里的非议,不想回去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这里娶了同样过来治病无法回乡的妻子,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虽然有行政上的庇护,可是健康人不愿意进来,里面的人也不出去,大营盘村便一直遗世独立,是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隐形村。
村里的生活却一切如常,像老村长家一样,来看病的男女结合成家庭,村里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人口数量甚至与依附的高桥村相当了。1986年,越西县教育局和卫生局一起拨款8000元,成立了大营盘小学。高桥村的苹果技术员王文福被动员去做了代课老师。虽然他有对麻风病的恐惧,可是一个月24元的代课工资在当时相当可观,平时还可以照顾耕地和果园,对于经济窘迫的王文福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与亲友们疏远。“他们害怕我把麻风病带回村里,见到我就会立即躲开,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喊:‘麻风老师来了!’”另一位代课教师因为受不了歧视,来了两年就走了。在2001年张平宜介入学校,有新老师调入前,18年里大营盘小学一直由王文福独力支撑。第一天开学,一间半大的教室坐着80多个孩子,“从几岁到20多岁的都有,更像一个扫盲班”。“扫盲班”一直只有4个年级,因为“学校的孩子流失率很高,一般读到四年级就回去给家里干活了,所以五、六年级一直没法开”,教学质量也没法保证。王文福不会彝语,孩子们不会汉语,老师和学生大量时间都在互相学习,“我在台上用汉语说‘一’,他们就在台下告诉我彝语怎么说”。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得与世隔绝,却也免不了背负着麻风病父母的原罪。王文福告诉本刊记者,孩子们最早听懂和学会的汉语都是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弄懂外面人跟他们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带着孩子们出村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因为没有教育经费,王文福被获准带着几个学生去其他学校拉废弃的桌椅回来用。在华阳小学,学生们不让这些孩子进门,还齐声骂“麻风娃”。到了大屯乡中心小学,王文福吸取经验教训,让孩子们待在校外,自己一个人进去搬,但是大屯乡的学生们喊着不让“癞子娃”坐,王文福搬出一张,他们就抢回去一张。“那天带着学生们回学校,路上谁也没说话。”王文福回忆。直到遇上张平宜,大营盘村小学的境遇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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